當維也納不再只回望過去（上）：烽火中的圓舞曲與維也納新年音樂會的誕生

紹綱黃
1月22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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已更新：1月29日

每年一月一日，當維也納愛樂管弦樂團登上維也納音樂協會金色大廳（Musikverein, Goldener Saal）的舞台，全世界數千萬觀眾也同時透過電視與網路，共享同一場音樂盛宴。這座以卓越音響聞名於世的音樂廳，不只是演出的場地，更是維也納新年音樂會不可分割的一部分——它的聲學、空間與歷史記憶，共同形塑了這場音樂會的權威與象徵意義。

金色大廳裡金碧輝煌的柱廊與天花板，見證的不只是掌聲與花束，更是一種城市文化的延續。當鏡頭游移於樂團、指揮與觀眾席之間，新年音樂會早已不只是一場演出，而是一種全球同步的儀式：在新年的第一天，人們以音樂作為重新出發的起點。隨著轉播技術的成熟，維也納新年音樂會也成為結合現場演出與影像敘事的文化事件。它既回望歷史，也向當代觀眾提出一個持續更新的提問：「古典音樂，如何成為跨越時間與地域的共同經驗？」

一、動盪年代的文化象徵

維也納新年音樂會的誕生，並不是源於節慶的歡樂，而是誕生於歷史的陰影之中。最早可追溯至 1939 年，由奧地利指揮家克勞斯（Clemens Krauss, 1893–1954）策劃。那是一個歐洲正走向戰火的年代，社會瀰漫著不安與失序。在這樣的背景下，以史特勞斯家族音樂為核心的演出，被視為一種文化上的慰藉與精神支撐。

當時的音樂會甚至還沒有「新年音樂會」這個名稱，而是以史特勞斯作品為主題的節慶演出。直到戰後，隨著奧地利社會重建，這場音樂會才逐漸被固定為每年元旦舉行，並在 1955 年後由維也納愛樂正式接手主辦，透過廣播與電視轉播走向世界。

從某種角度來看，維也納新年音樂會的誕生，並非為了慶祝歡樂，而是為了在歷史斷裂之中，保存歐洲音樂文化的連續性。它象徵的是：即使在最不穩定的年代，人們仍然試圖用音樂維繫秩序、情感與記憶。

如果說新年音樂會有一種共同語言，那就非圓舞曲（ Waltz ）莫屬！

二、為什麼是圓舞曲？城市節奏的誕生

圓舞曲並非一開始就屬於宮廷。起初發源自奧地利民間三拍子的蘭德勒舞曲（ Ländler ），這種舞曲一開始在十八世紀中葉與奧地利宮廷的德國舞曲混和，後來修飾了宮廷舞蹈的矯揉後，1770至1780年間正是以「圓舞曲」之名問世。

維也納會議：圓舞曲走入城市核心的轉捩點

十九世紀輔結束拿破崙法國大革命的戰火，歐洲各國代表齊聚維也納，展開「維也納會議」（ Congress of Vienna ）進行談判，除此之外，宴會、舞會與音樂亦成為日常社交中不可或缺的一部份，甚至留下「會議在跳舞（ Der Kongress tanzt ）」的名言。在這樣的氛圍下，城市需要大量適合社交互動的音樂形式，圓舞曲所帶來的旋轉感與節奏彈性，正好成了人們戰後重建生活、交流與放鬆的需求。因此，圓舞曲不再只是娛樂的潮流，而是維也納在戰爭記憶之後，重建城市情緒與社交文化的重要工具。維也納會議不僅重建了歐洲的政治秩序，也在無意之中，塑造了維也納作為「音樂之都」的文化性格。

在維也納，圓舞曲不只是舞蹈，而是一種都市節奏。三拍子的擺盪，帶著既優雅又略帶感傷的氣息，使人同時感到輕盈與懷舊。這也解釋了為什麼在新年第一天，人們會選擇用圓舞曲迎接未來——它不是高亢的勝利宣言，而是一種溫柔的重新開始。

歷經超過兩百年的沿革，圓舞曲成為維也納新年音樂會的核心，從來不只是炫技，而是讓整座城市的步伐透過音樂再次流動起來。

三、圓舞曲先驅：史特勞斯一世及蘭納

在史特勞斯家族之前，圓舞曲在維也納的發展，關鍵人物是約瑟夫・蘭納（Joseph Lanner, 1801-1843）與約翰・史特勞斯一世（Johann Strauss I, 1804-1849），同樣身為當時最受歡迎的帕瑪宮廷樂隊成員，然而兩人的風格略顯不同。

蘭納較早進入上流社會與宮廷圈，他的音樂風格優雅內斂，重視旋律的歌唱性與結構安排，使原本帶有民間氣息的舞蹈音樂，轉化為備受貴族沙龍愛戴的形式，他完成了圓舞曲從民間娛樂到城市文化資產的「正名」，並於 1829 年受封為奧地利皇室雷杜藤宮廷樂長（Musikdirektor der k. k. Redoutensäle）。

自 1825 年約翰‧史特勞斯一世離開蘭納的樂團後，兩人成為彼此相互競爭的對手，在蘭納成為宮廷樂長後更趨白熱化，相較蘭納，同時具有商業頭腦與舞台魅力的約翰‧史特勞斯一世，他的圓舞曲更加熱情且富野性美，約翰‧史特勞斯一世斯自組樂團、積極巡演，更擴大樂隊編制，讓圓舞曲不再只是屬於宮廷與沙龍，而是在維也納城市中蓬勃發展，成為大眾生活的一部份，讓圓舞曲更趨市場化與國際化，他被後世譽為「圓舞曲之父」，其最具代表性的作品莫過於維也納新年音樂會中的安可閉幕音樂《拉黛茲基進行曲》（Radetzky March op.228），不只台上演奏，指揮總會轉身過來，帶領觀眾一起隨著音樂鼓掌，在指揮的帶領下，觀眾還要仔細地注意指揮的手勢去控制鼓掌的力道，成為跨越舞台的劇場藝術，將觀眾帶進演出的一環拉近古典音樂與大眾的距離。

https://www.youtube.com/watch?v=F9JTNGLAO50

1987年維也納新年音樂會「指揮帝王」卡拉揚詮釋史特勞斯一世《拉黛茲基進行曲》

https://www.youtube.com/watch?v=xhEGMSOIptw

2017年杜達美率領的《拉黛茲基進行曲》極具舞台魅力及渲染力

四、史特勞斯家族與維也納的舞蹈語言

史特勞斯家族在音樂史上獨樹一格，其核心貢獻是帶給人們歡樂的舞曲音樂。老約翰‧史特勞斯開啟了大眾圓舞曲的世代，約翰‧史特勞斯二世（ Johann Strauss II, 1825-1899 ）青出於藍，他徹底將圓舞曲藝術化，奠定了制度與聲音基礎。史特勞斯二世在原本於舞會背景音樂架構上發展，增加序奏和層次分明的段落設計，並增添細緻的管弦樂聲響色彩，《藍色多瑙河》、《皇帝圓舞曲》、《春之聲》等代表作品，展現的是一種可以「被聆聽」而不只是「被跳舞」的維也納聲音，圓舞曲在此完成從社交功能到藝術語言的轉變，因此被譽為「圓舞曲之王」。

若說維也納新年音樂會有一個無可取代的核心，約翰・史特勞斯一世，到約瑟夫（ Josef Strauss, 1827-1870 ）與愛德華・史特勞斯（ Eduard Strauss, 1835-1916 ），這個家族以一己之力，重塑了十九世紀維也納的聲音樣貌，也奠定了新年音樂會最根本的曲目語言，他們的音樂，並非為了音樂廳而生，而是源自舞會、戶外慶典與城市生活。正因如此，這些作品即使被帶上金色大廳的舞台，依然保有一種貼近人群的節奏與律動感，成為新年音樂會最重要的情感基礎。

圓舞曲、波卡與進行曲的語言

圓舞曲（ Waltz ）：新年音樂會中最具代表性的曲種。三拍子的律動，加上第一拍微妙的延遲與彈性，形成了所謂「維也納圓舞曲」特有的擺盪與帶有呼吸的旋轉。

波卡舞曲（ Polka ）：相較圓舞曲更為活潑直接，快速的二拍子節奏、鮮明的重拍與充滿機智的配器，是最具渲染力的舞曲形式。無論是輕巧的法式波卡、熱鬧的快速波卡，或帶有戲劇效果的特色波卡，都特別考驗樂團的默契與指揮的即時反應能力，往往成為新年音樂會中幽默感最集中的時刻。

進行曲與輕歌劇序曲：除了圓舞曲與波卡舞曲外，維也納新年音樂會中的進行曲和輕歌劇序曲，扮演了另一種音樂語言的角色。莊嚴及充滿儀式感的進行曲與帶有戲劇性，節奏明快、旋律生動的輕歌劇序曲，不僅增添音樂會的多樣色彩，也呼應了圓舞曲的幽默與流動感，使維也納新年音樂會在優雅之外，保有情感的張力與故事感。

然而這樣的曲目安排也並非一陳不變，近二、三十年來，維也納新年音樂會逐漸納入其他曲目，當然少不了維也納其他作曲家如海頓（Joseph Haydn, 1732-1809）、莫札特（Wolfgang Amadeus Mozart, 1756-1791）、舒伯特（Franz Schubert, 1797-1828）、赫爾梅斯伯格（Joseph Hellmesberger, 1855-1907）、以及輕歌劇作曲家尼可萊（Otto Nicolai, 1810-1849，亦是維也納愛樂的創辦人）、蘇佩（Franz von Suppé, 1819-1895）、澤勒（Carl Zeller, 1842-1898）、米勒克（Carl Millöcker, 1842-1899）、齊雷爾（Carl Michael Ziehrer, 1843-1922）、雷茲尼切克（Emil von Reznicek, 1860-1945）等。有時為每個指揮的精心規劃，有時則是別具紀念意義的安排。

五、讓圓舞曲呼吸：正統維也納指揮的語言

當音樂語言確立之後，指揮便成為詮釋的關鍵。站上新年音樂會指揮台，長久以來被視為最高榮譽。但更重要的是指揮們如何帶領樂團「說故事」，讓三拍子的旋轉不只是節奏，而是情緒、呼吸與城市記憶的流動。